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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思辨大体是致知内求阶段，思辨起着存储、过滤、提炼、筛选的作用，将从外在获取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

于是，若以一和两区别神和气，那么无两亦一在说明神乃气化流行中不可或缺者，所谓遍运乎气，因两而有形之气乃一之用，所谓无两则安用一，与此可言神之为体而太和所谓道为用，但物之外仍有空虚之气，太虚与气基于神而有统一性，而神作为气之清通者，根源在于气自身之性。因此，德性之知其实就是流行整体（太虚之象）显于心而人可以造位天德（《大易》），既非心与太虚的直接等同，也不是对所有象的排除而领会气之上的本体，这样的心只能是排除了内容的纯粹活动，而非与天地同流的宇宙之心。

天道中的根本之象乃神化：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矣。这种区别可以被视为体用之别：未尝无之谓体，体之谓性（《诚明》），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乾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神化》）。（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143页。张载有言：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乾称》），感可以区别为能感和所感（现实的感之样态），性作为感之体指向的是气之能感，而性之神则指向了现实的、永不停息的气化流行之整体。[2]然而，以感通言气之性与工夫却有着理论上的陷阱，因为如此而言的感通难以与戴震之学相别

化为难知，故急辞不足以体化，急则反神（《神化》），神化作为天道之象，也就是对天自身的阐明。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17]，同时，与他人相感也难以获得具体的当然之则，而这是工夫之成立的核心环节，这一点戴震也有明确的意识，即以情絜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18]，因而对张载的感通工夫的说明必须在这两点上阐明何以区别于戴震。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有良好的文明素养，具有自强、自律、自尊、自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知道平等待人，执礼敬人，善良爱人，乐于助人，重然诺，守诚信，自觉遵守各种法律、秩序和规则，必会赢得世人的敬重。

因此，身为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从自身做起，从细微处做起，以礼义修身，守规则，懂规矩，不分内外，自觉地做一个有仁义道德、有礼义教养、接人待物彬彬有礼的人。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不仅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空间。礼义属于儒家齐学系统，被纳入国之四维，列为礼、义、廉、耻四维之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塑造的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为周边各国各民族以及远道而来的使者、商人、旅行者等仰慕不已，被视为国家的典范、样板。

描绘国家形象时，宜用礼义之邦，不能误写作礼仪之邦。礼义之邦的价值取向是礼义。

社会秩序优良，人人安分守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形象已经改变和提升。有以德服人的泱泱大国之风。在此基础之上再接再厉，再造中国，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使我中华民族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襄赞的盛德大业，是全体儒学与当今社会中国人的光荣历史使命。

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反映着中国人的文明教养，他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自然就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可是，到了近代，由于贫弱落后，中国人渐渐失去了自信，批判旧道德，否定旧制度，破坏有余，建设不足，这使得中国在革故鼎新的社会转型中改变了国家形象，与礼义之邦渐行渐远。礼义的内涵远比礼仪丰厚、宽广。建设法治社会，人人守法，守纪律，守规则，自觉维持公序良俗。

礼义和仁义都是儒家提倡的道德价值，礼义和仁义分际何在？在历史上，也曾偶尔有过仁义之国的提法，说明仁义亦可用于塑造国家形象。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不是复制我国历史上已有的礼义之邦的标本，而是与时俱进，挖掘并汲取我们先民塑造礼义之邦的历史经验与传统智慧，发扬礼义之邦的优良传统，在正确的思想、理论、价值观的引领和指导下，站在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审视世界历史上各种成功的国家形象，吸收各个时代的强国塑造其国家形象的经验教训，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着眼于现代文明国家的一般构成要素，认真分析研究全球化儒学的知识、思想与智慧时代礼义之邦的基本构件，提出在新的时代塑造新的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愿景。

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如此，重塑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的礼义之邦指日可待。实行公平合理的人才选择制度。

虽然在养成国民个人道德素质方面，仁义的作用深切著明，但是，就塑造国家形象而言，礼义却比仁义更加有成效。我国历史上的礼义之邦，依内外视域不同，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国人心目中的礼义之邦，以春秋时期的鲁国为样板，其基本特征是文明先进，崇尚仁义，倡导礼乐，讲信修睦，礼让不争。一国崇尚的核心价值观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决定着社会风气的清明与优良程度，而国民文明素养更与国家形象息息相关。问题的提出，发人深省。为什么人们大力倡导礼义之邦而很少提及仁义之国？礼义和仁义同属儒家倡导、为中国社会认可和接受的道德理念。如今，在经历了百年曲折、坎坷之后，我们立足于现在，反思过去，展望未来，越来越觉得有必要重塑中国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

维护人类正义，捍卫世界和平。我们应正确认识这一使命，自觉承担这一使命，砥砺前行，努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富裕程度大幅提升，真正做到了仓廪实衣食足，然而，知礼节和知荣辱似乎还有所不足，尤其表现在个别人在出国旅游、文化交流时。须知，身在异国他乡，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

而如何塑造，尤需深长思之。拥有先进的政治文明，立法为公，立政为民，公权力敬畏规则、敬畏民意。

国家富强受人羡慕，礼义之邦受人尊敬。崇文重教，引导人民争做既有传统中华美德又有现代文明教养的中国人。 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审视民族复兴的内涵，深切地了解到民族复兴不仅仅是指复兴我们曾经有过的人民富裕、社会繁荣、民族昌盛、国家富强的历史，而且指复兴我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礼乐发达、文明先进的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这是由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证明了的。

（本文选自尼山儒学文库之《儒学的知识、思想与智慧》） 进入专题： 礼义之邦 国家形象 。仁义主要指向内在的道德意志，礼义主要指向外在的道德规范。

礼义之邦不是遥远而不可企及的，而是实实在在呈现于人们心目之中的董仲舒的感应论是一个多层次的庞大系统，这个系统最大的一层涵盖全宇宙，第二层次在人间，其中，国家是一个层次，社群、小区又是一个层次，甚至连一个人身体之内的五脏六腑以及其他器官都是一个层次。

墨子高举至高无上的天，认为人对天意要有绝对的服从，天不偏爱，一视同仁。在社会层面，经过察举制度，文官系统也产生了自我滋生、自我更新的机制。

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人必须自己努力，砥砺修养，坚持以此为基础，才能安人、安百姓。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最高权威是天，天子尚同于天，贤者尚同于最高的贤者，于是，墨家为了趋同于善，不免抹杀了个人的自主和个性。他自己认为门下的弟子分别属于四个门类：德行、政事、语言、文学。

在这个命题上，殷商史料显示，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即祖先崇拜。儒家的学者不是教士，却有教士一样的功能，他们是权威思想体系的代言人，也是这个权威体系的延续者。

这两种出世的思想和儒家入世的思想，也构成了辩证的关系，彼此兼容，它们也在中国人人生的不同阶段彼此交替。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